历时14个月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最终结果2月10日公布,高通收到了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获得的信息显示,高通旧有商业模式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之际,通信业“专利变局”也将随着最终结果的落定而悄然来临。
这次反垄断调查之所以久拖未决,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知,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高通并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以整机为基础收取高额专利费、“免费反向许可”等旧有商业模式,至于罚金多少,它并不在乎。
相比于前者,后者对于中国手机厂商将有更为分化的深远影响力。从目前来看,取消“免费反向许可”已成定局。多年来为业内人士所诟病的高通专利授权秩序,将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真正的行业变局才刚刚开始。
保护中国市场消费者利益
据本报记者多方获得的信息,在发改委的处罚决定中,高通以整机计算专利费率的模式必须发生改变,取消“免费反向许可”模式也已经没有争议。
所谓“免费反向许可”,指高通公司为了避免与其签订专利许可的下游厂商陷入过多专利诉讼的办法,比如A手机厂商用高通的芯片,就得把他们自己拥有的专利无偿反向许可给高通,高通的芯片卖给其他手机生产商B时,B就不用再向原手机厂商支付专利费了,A也不能去法院告B侵权。
免费反向许可是高通维护其下游生态链的方式,避免下游手机厂商陷入反复的诉讼之中。在3G时代,其老大哥的江湖地位使得这个游戏规则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从3G升级到4G,三星、华为、中兴也积累了大量标准必要专利(SEPs),是否还应该这么做值得商榷。
因涉及到下游不同厂商,利益复杂,国家发改委在处理此事上也异常谨慎,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改委分别定期多次听取了包括来自法律、产业和专家组的建议,以及上下游相关方的意见。
从目前来看,经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了解,取消“免费反向许可”已成定局。而这也是通信业全产业链因专利而起的潜在变局所在。高通公司配合发改委的调查,主动提出了一揽子整改措施,其中就包括“不要求我国被许可人将专利进行免费反向许可”。
一位了解进展的发改委智囊人士对本报记者指出,《反垄断法》到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中美在内的各个国家已达成的共识是,执法的目的是要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保护整个市场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发改委作为执法机关,在执法中需要考虑的,不是产业利益,也不是企业的利益,是要保护中国市场的公平性、保护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利益。
“从我目前对这个案子的观察来看,我认为取消免费反向许可是合理的。”他说。
高通的大腿不好抱了
“免费反向许可”因何而变?这取决于下游手机厂商不同的自主专利研发诉求。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希望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积累专利的手机企业,并不希望无偿地签署专利反向许可合同;但对于那些本身专利积累较少,完全依靠购买高通芯片的手机企业来说,则希望继续借助高通的“保护伞”,阻挡其他企业对自己的诉讼。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从事反垄断法研究的刘旭博士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国内手机厂商的利益是分化的,中兴希望取消高通的免费反向许可模式,好自主地向小米等没有通讯标准必要专利积累的厂商收取专利费。
“这个诉求并非完全没道理,但会让大量像小米这样的国产手机增加成本,小米等则希望高通能降低专利费;联想由于已经收购了摩托罗拉的部分专利,有了一定专利储备,则同时有这两方面诉求,所以最先公开支持发改委对高通的调查。”刘旭说。
这也意味着,对于小米等原来对高通依赖更多的厂商也必须自食其力,而且只有很短的“窗口期”来调适,否则就会有麻烦。
此外,刘旭表示,台湾芯片企业和部分大陆芯片企业的态度也不同,前者要和高通抢份额,后者更欢迎高通的投资和技术支持。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高通案”的走向也会影响爱立信和诺基亚在中国大陆地区或海外向中国大陆厂商主张专利费的预期,例如在印度爱立信起诉了小米,而诺基亚不再生产手机也就更有动力提高专利费。
再回到高通,数位了解谈判进展的知情人士表示,高通之所以能要求被许可方答应它“免费反向许可”的条件,是因为高通拥有大量的标准必要专利,被许可方是没有选择的。这会导致这样一种格局——中美韩一些领先企业自身研究出来的专利,必须免费反向许可给高通。
“从这个角度看,这会降低后发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损害整个产业链。传导下来,对整个消费者群体以及无线通信技术行业的技术进步,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上述知情人士说。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孙远钊也认为,取消“免费反向许可”有助于回归到正常的市场许可机制,让处于对特定产品或技术市场具有一定控制力的厂商无法再以这种“搭便车”的方式变相延伸它的控制力,甚至形成另类的不当水平与垂直整合。
孙远钊表示,从事类似高通“反垄断”调查、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确保本身有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